zz闲言：从《中国改革》到《读书》——资本主导中国

在众说纷纭的是非喧嚣中，为时近月的“《读书》换帅”事件终于尘埃落定，有人欢喜有
人忧。从2005年的《中国改革》，到今天的《读书》，为时不过两年，新左派三大公共言
论的纸媒阵地已经三易其二，只剩下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天涯》在苦苦支撑。不管立场、
情感的倾向性如何，中国传统媒体界这种“左倾命不长”的典型现象，值得所有关注公共
领域的知识分子深思。

与左右翼倾向极端的媒体因言论激烈而遭致官方整肃不同，《中国改革》与《读书》历来
表现温和，并没有干犯当政者之大忌。因此，其“换帅”另有玄机，更加耐人寻味。看相
关评论，左翼多认为“换帅”是部分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与右翼媒体联手“合围”的结果，
而右翼则认为这是市场选择所致。笔者认为右翼的判断更接近事实。

“换帅”一事，与舆论炒作的关系不大。《新京报》从记者、编辑到主事者，当然有其倾
向性。但他们最大的倾向性，不是观念，而是利益，支配他们行为的最强烈动机是新闻的
轰动性以及由此可能而来的利益。为了这种利益，有些人连“黑心包子”之类的假新闻都
敢制造。事实证明，《新京报》此次率先报道的并非假新闻，反而可以说是抢得新闻先机
的典范。表现恶劣的，只是它扭曲了李少君谈话的原意，并且拒绝道歉。从事态的演变不
难看出，在《新京报》报道之前，“换帅”决定早已作出，难以更改，只是还需要经过一
些程序而已。媒体的炒作并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很难说《新京报》的报道
究竟起到了哪个方向上的作用。从陈水扁挨枪子反而支持率大增的例子看，舆论介入很可
能增加了“换帅”的难度。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暗箱操作总是比公开操作更容易。如
果“换帅”一事客观上犹有可挽回的余地，那么《新京报》的报道及随之而来的舆论反应
，很可能使酝酿中的“换帅”无声无息地夭折。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并非如此，可见《新京
报 》只是提前披露了某项既成事实。

与两年前的《中国改革》相同，导致《读书》“换帅”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媒体本身的经
济利益，幕后推手则是“观念+市场”——观念右倾（认同“改革开放”）、手中握有实
权的一些官员，根据市场的反应（或对市场的预估），作出了“换帅”决定。事实似乎就
是如此简单，其间并没有什么“阴谋”的味道。

先说观念。自文革后清除“三种人”以来，历经多番新旧更替和利益、观念的熏陶后，迄
今为至中国官员中绝大多数都是赞成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改革派”。从这个意义
上说，右派占据了中国政治权力的主流。这些从观念到利益都认同市场化改革的官员们，
自然看质疑这一改革路径的新左派不顺眼。一旦逮到机会，就会毫不留情地安排他们“下
课”。

但问题是，执掌实权的官员们的这种观念倾向并非始自今日，为什么直到2005年才对《中
国改革》、2007年才对《读书》出手呢？这说明，观念倾向只是为这些有能力采取行动的
人铺垫了某种思想基础，真正促使他们行动的，还是市场的力量。

在此次争论中，汪晖、黄平都曾以《读书》的发行量为其市场表现辩护。其实这种辩护颇
具几份幽默色彩，更凸现了学术人在陷入现实问题时的无奈——新左派理论的核心命题之
一是：在市场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一强独大，“广大劳动人民”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
如果以批判资本为宗旨的新左派刊物都能够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业绩，那岂不说明新左派的
理论错了？《读书》在市场中遭遇滑铁卢，反而印证了新左派理论的坚挺。《读书》虽为
同类刊物之皎皎者，发行量有10万之多，但媒体最看重的是“有效发行”，即能够带来广
告的发行。《读者》的广告收入又如何呢？前景将怎样？不言而喻，只要我们还承认在资
本家、企业家的群体中，受虐狂并不多，那么就不难想象，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将广告投放
到以指责他们为宗旨、敌视他们为立场的媒体中。

由此可见，导致《中国改革》、《读书》等原左翼媒体易帜换帅的主导力量是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力量即资本的力量。由于市场的反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积淀为媒体利益的差距，
因此资本的意志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压倒其它因素。原左翼媒体的易帜换帅，往往伴随着
媒体或主办单位的“转制”，就是明证。

在市场社会，资本的力量沛然莫之能御。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途中，兼有政治社会与市场
社会的双重特性。表面看，政治权力在中国最强大，但它不能长期忽视资本的利益和意志
，因为后者决定着经济形势，而经济形势左右着政权稳定。只要不正面对抗，资本的力量
似乎比权力更有韧性，更加无孔不入——它在无声无息地主导着政权稳定之外的许多领域
。

当下中国，象《读书》这样的媒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朝易帜，未免令人遗憾。俗
语云：不遭人忌是庸才。为人如此，媒体亦如此。对《读书》持续不断的抨击，正证明了
《读书》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在自由主义成为知识界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且似乎势不可挡
时，始终坚持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当“改革开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似
乎“不可动摇”时，始终坚持对公众发出某种表示质疑的不谐之音。越是在众口一词的时
候，这种不谐之音就越可贵。怀疑以及对怀疑的宽容，本来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
但在今日中国，能够这样做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多，大多数人都在忙着党同伐异。如果以“
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作为标杆，那么可以说自由派是站在权力一边；而独有《读书》
等左翼声音，肩负起了质疑和批评权力的责任。

主导今日中国的，除了权力，还有资本。右翼的媒体和媒体人往往因反对权力而遭到权力
的整肃，而左翼媒体和媒体人则往往因指责资本而被资本淘汰出局。就现实而言，这是遗
憾；就精神而言，他们求仁得仁。由于资本的力量比权力更加无孔不入，所以右翼媒体还
能以妥协求生存，而左翼却连妥协都不可得，这就是媒体“左倾命不长”的原因。

《读书》“换帅”一事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决定这个社会
的力量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可能将中国导向何方？

作者：赵磊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05 更新时间：2007-7-26

关于《读书》的几句多余的话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读书》易帅了，汪珲下岗了。这个事件，网上讨论多多。我本不打算再说什么（该说的
似乎大家都已经说了），但总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说点什么。

在我看来，像《读书》这样书生气十足，以至于有点迂腐的学术期刊，自称秉持自由主义
精神的主流教头们都不能容忍，这还能说明什么呢？其实，这并不能说明《读书》是多么
“危险”的刊物，而只能说明学术主流教头的心胸已经越来越狭隘了。一个越来越狭隘的
河流，还能成为主流吗？用时尚的话说，这个越来越狭隘的“流”还能不能可持续发展，
我很怀疑。

《读书》说了什么让学术主流的教头“很不高兴”的话，从而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
后果”，迟钝如我辈者并不十分清楚。我订阅《读书》已经很多年了，以我的感觉而言，
我倒觉得《读书》的思想还不够鲜明、不够尖锐和不够坦率——说句实话，最近一年多来
，我甚至已经不再订阅《读书》了。为什么，这到不是说《读书》“不好懂”、“太专业
”，而是我觉得她太“温吞水”，观点太不鲜明，像高默波那样的文章是越来越少了。不
过现在想起来，如果《读书》不那么“温吞水”的话，《读书》和汪珲恐怕早就被灭了（
就像《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那样），哪还撑得到今天。

学术主流的教头们拿发行量说事，其实很不讲道理。我是做学术期刊的。如今电子期刊越
来越有取代纸质期刊的坐大趋势，电子版和纸质版的此消彼涨是但凡做期刊的人都清楚的
事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纸版学术发行量的下降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值
得大惊小怪。现在的学术性刊物，期发量大多在千把册左右徘徊——看看那些充斥着主流
思想和复杂模型，而发行量只有千把册的学术刊物就像浇了大粪的庄稼茁壮成长着，我就
知道学术主流教头们拿发行量说事，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发行量下降与文章内容有关，
那也是在主流的挤压下，《读书》越来越拘谨，越来越胆小，越来越没有特色了（比如与
《天涯》关于“底层”的讨论相比）。

《读书》易帅了，汪珲下岗了。作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汪珲的结局对学术界的左派们无
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和心痛。但我以为，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实际所产生的影
响。孔庆东说：“我要了解中国的情况，我需要看《读书》吗？那我太可怜了。《读书》
是非常重要的刊物，但我了解中国不是要看《读书》”。这话真是至理名言。的确是这样
，比如，许多人之所以关注《读书》的命运，并不是因为看过《读书》，而是因为看清楚
了那些口口声声“坚决捍卫你说话权利”的主流教头的虚伪嘴脸。

因此，如果主流教头们因汪珲的下岗而弹冠相庆奔走相告忘乎所以，那我就觉得他们高兴
得未免太早了。远的不去说它了，就说21世纪以后的事吧。记得2001年我在上海西郊宾馆
开会时，得知《真理的追求》因与主流话语叫板被封杀了。然而几年过去了，《真理的追
求》当年所达到的认识视野和水平，今天不是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了吗？有趣的是，在我
得知《真理的追求》被封杀的那一天，正是美国的两颗大门牙被人打掉的日子，那一天是
公元2001年9月11日。

作者：无声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446 更新时间：2007-7-17
黑窑之后:《读书》再次遭遇高家村风波

无声

拙作“一个所谓中产阶级精英关于山西黑***的思考和忏悔”刚提到了当年《读书》发
表高家村序言引发的风波, 没想到墨迹未干, 《读书》立刻遭遇了与高家村风波类似但更
为强大的风暴。 这一次,不但是高默波之流要禁言了, 连胆敢发表高默波之流言论的主编
黄平、汪晖也突遭”斩首”。

不知道是否又到了再次告别《读书》的时候。

初识《读书》, 大约是在高一或是高二。此后直到大学毕业, 一直是《读书》的忠实读者
。 那个时候, 我也卷在所谓思想解放的大潮里, 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方经典以及有关的
介绍。 连大部头的《梦的解析》,都似懂非懂地啃了下来。 相比起《梦的解析》,《读书
》还是比较容易读的。 但现在要我说出弗洛伊德老先生有什么理论或思想,除了大家耳熟
能详的不必读他的书也都听说过的几句陈词, 我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与此类似, 试图回
想当年《读书》有什么文章或者给了我什么思想上的启发,完全是一片茫然。 一定要总结
,只有一句话”生活在别处”。那些似乎曾经激动过我的文章, 如今真正是雁过无痕。

大学毕业赴美留学。 真到了西方,学业之外还要照顾自己的柴米油盐, 没有时间精力继续
附庸洋风雅, 《梦的解析》之类见鬼去吧, 也自然而然地和《读书》说了再见。 终于,
多年后拿了学位, 在大公司里找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 算是多少稳定下来了。 工余开始
做自古有钱有闲的人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捐资助学。 没想到, 助学让我看到了我此前
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实。 通过美国的某基金会在某贫困县捐款翻修了两所村小。 两所学校
有着相似的历史—六七十年代建校, 几十年下来成了危房, 村民无力翻修, 不得不向外面
请求捐款。 而该基金会过去十余年在四川,贵州等地翻修了五百多所村小, 绝大部分的历
史与此类似。 我困惑了: 不是说那是个经济频于崩溃的年代吗? 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建起
来的小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反而需要美国基金会捐款维持? 我如此轻易发现而又如
此让人心痛的现实,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读到过?

这个时候,在网上读到了南方周末对《读书》上高家村序言一文的围剿,出于好奇,找来了
《读书》上的原文,以及高家村一书的英文版。 读罢长出一口气:终于, 在高默波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思想无禁忌的诚实学者。他一方面盛赞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医疗公共文
化生活的进步,同时也不讳言那个时代的问题, 比如他如何被游街批斗,原因不过是拿了族
谱打算用来练字(当时农村纸来源非常有限),却被人污蔑为试图保存封资修的东西。 不以
结论来裁减事实, 不以一己之私评判历史, 这才是一个自由学者应该的态度。 也感谢《
读书》, 发表了这来自底层的沉默了太久的声音。

高家村风波,让我再见《读书》,而且再见倾心。《读书》上的许多文章, 在印证我的观察
,引发我的思考的同时读起来并不费力, 至少, 比我印象中从前的《读书》文章要容易很
多。 也许,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 《读书》和我经历了相似的成长: 不再附庸洋风雅
,不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此处”。 我同时多少也猜想《读书》上有时过分
学术化的语言恐怕是一种不得已: 高默波那篇高家村序言可以算是“文风活泼”、“贴近
生活”, 同时语言朴素得连农民都可以理解,如此直白的后果就是被围剿之后被封杀。

不过,我也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抱怨现在的《读书》不好读。 用一个故事来说明。 2006年
夏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 我和一位资深摄影师短期走访了河北的一些农村。 这位摄
影师应该是非常见多识广了:曾经做过中央X台长达五年的摄影记者,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
。 在回程的路上,他感慨地说”这是我做记者以来走过的最艰苦的地方了,没想到在距离
北京两三个小时车程之内还有如此贫困的地方。” 我当时惊讶得目瞪口呆—由于走访的
目的是寻找和报道闪光点, 选取的地方都是不错的, 被访的农民或者志愿者们都认为所在
地是中国农村里面中等偏上的, 生活也许简朴一些,但绝无艰苦贫困可言。 我不是指责这
位记者, 他是一个敬业正直而且有同情心的人。 讲这个故事,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所谓知识
分子,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和底层大多数人的生活隔膜到了什么地步。在如此隔膜的情况下
,对《读书》所讨论的三农问题,改制下岗问题等很难产生理解和共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 中国的中产阶级们许多已经”生活在别处”了,所以《读书》”生活在此处”的讨论对
他们来讲反而是”生活在别处”了。 需要反思和改变的,恐怕不是《读书》,而是中国受
过高等教育的一群,在过去二十几年努力开放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同时, 对中国的大多数
越来越隔绝和无知了。

据说当初封杀高默波和现在斩首《读书》的,都是所谓的自由派。 自由派及其支持者们对
《读书》和汪晖的指责之一, 就是对亚非拉关注过多。 这真正让我掉眼镜了: 世界上难
道只有欧美吗? 亚非拉难道不是还占世界人口的80%吗? 而《读书》上有关亚非拉的文章
,还远远不到80%。 我大概是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国浸淫得久了, 深受“人人生而平等”
思想的毒害。所以对中国所谓自由派们如此赤裸裸的种族岐视言论不得不“友邦惊诧”了
。 不是说美国人真的做到了人人平等—还差得老远呢,但至少如此政治不正确的话,我还
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美国人敢于如此明确直白的说出来。 也许在中国的自由派们看来, 一
个人的价值以及我们对他／她的关注应该和他所创造的GDP 成正比。 和亚非拉国家的GD
P比起来, 《读书》上有关亚非拉的文章大概确实太多了。 中国农村的许多问题在孕育发
展十多年以后,才终于在《读书》,中国改革等杂志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浮出水面, 也是很
可以理解的了:谁让农民们创造的GDP太少了呢。乔治。奥威尔当年在<<动物庄园>>中说得
不错”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 但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 我一向认为自己最接近的是人本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 但中国
的政治光谱以及相关的政治标签,至今让我大惑不解。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 我怎么不知
不觉和汪晖、黄平这些不可以被主流容忍的”左派”或者”新左派”们站到一起了? 而中
国的所谓自由派们, 在我看来简直是市场以及金钱专制派: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但有钱
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不知道这些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中国的文革遗毒、极左遗毒或者
其他什么遗毒未除: 从前许多不知道独立思考, 只知道跟风走极端的红卫兵们, 其实思维
方式一点没有改变, 只是跟着风向转, 换换旗子, 立刻就变成誓死保卫市场、金钱和资本
的”白卫兵”了。

对比今日中国的纸面媒体和互联网上的民众呼声, 鸿沟不可谓不深。 《读书》是为数不
多的纸面杂志,多少反应一些民众关心的问题—比如汪晖去年关于扬州某厂改制的调研文
章。 《读书》经此巨变, 不知是否能够发扬或者至少坚持对大众的人文关怀。 作为一个
一向自以为相当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黄平,汪晖被极不正常的程序清理出《读
书》,剩下的年轻编辑们愤怒困惑之际, 同病相怜, 故以此为文。

“看不懂”的“正当性”

——由《读书》换帅想到的

□匪兵乙

　　这次针对《读书》的质疑依然集中在了“看不懂”上，非常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振振
有词的理由却有些滑稽，如果是个孩子说“看不懂” ，大家肯定不会怀疑书不好，或者
说书太深，只能怪孩子年幼无知，如果是个农民或工人说“看不懂”，大家肯定也不会怀
疑书的质量，可偏偏如今，如果一些知识人说“看不懂”，不仅不会被认为“幼稚”或知
识上的欠缺，反而只能是书写得不好，这真的是“无知者无谓”吗？

　　这样一种评判标准看似很正当，也很有效，仔细想想，“看不懂”并非今天才“看不
懂”，在90年代以来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上对精英文化进行“围剿”的重要武器，就是“
看不懂”，在这个意义上，“看不懂”背后有着雅/俗、精英/大众的分疏，而这种“以大
众的名义”的正当性，表面上看，在于借重“大众＝人民”而“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话
语遗产，或者说借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历史想象，而其实，“大众”的
正当性更来自于在市场化或者说消费主义中，“大众＝消费者”，在这里，“大众”的涵
义已经发生了滑动，不再是“人民”，而是“消费者”，也就是说，以消费者为主体替换
了以人民为主体。

　　但是，在表面上，“看不懂”的正当性却来自于特定年代，即以人民为主体的时代。
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人民又具体划分为“工农兵”，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不仅要求创作者要创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而且更重要地是要“老百姓
所喜闻乐见”，或者说只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
”，暂且不追溯这种创作原则在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成为主导的过程，起码产生了一个后
果，对于作品的评价不在属于“作家”，也不属于“市场”，而是“老百姓”，或者说“
以老百姓的名义”的评论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看不懂”恐怕是对作品的最大的批判
，弄不巧，会给作者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作品的“透明性”成为一种必须，或者说语
言应该是“透明”的，这就决定了文学作品必须反映现实，这种“反映论”恰恰建立在话
语“透明”的要求之上，可是，究竟“什么样的语言”才是“透明”的呢？这并没有一个
现成的答案，但是却形成了一套使话语透明的原则，比如是否以“工农兵”为主题、如何
写作英雄人物等一套命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成规和惯例，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语
境中，某种“现实”被规定为“现实”，并把“内容”是否忠实地呈现“现实”作为唯一
标准（在这种反映现实的论述中，文艺作品的“内容”远远高于“形式”原则，或者说“
形式”是高度透明的，以至于人们可以不关注作品的形式）。

　　而对这种“透明”的语言风格或者说“毛话语”进行挑战的最为有力的方式，就是改
变这种“透明性”，或者说新时期以来各种艺术形式所展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充分政治性
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当朦胧诗刚刚出现时，一篇著名的批评文章是《令人气闷的朦胧
》，“朦胧”作为骂名竟然成为对于这批所品的最终命名（历史上，很多词汇最先都是反
对者构造的“污言秽语”，比如作为乌合之众的“人民”，比如“新左派”）。当先锋小
说出现时，更是让人摸不到头脑，只是此时对先锋文学的“看不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评
论上的拒绝，而体现在文学市场上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先锋文学恰恰出现在那个“文
学失去轰动效应”(80年代末期“文化热”刚刚落潮，王蒙曾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
》)的时间点上，在这里，“看不懂”作为一种评论姿态，或者说话语策略已经和市场的
利益形成共谋关系，“看不懂”的发言主体已经由人民换成了消费者。因此，“看不懂”
的意思就成了“我不去买帐，我不去消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质疑《读书》“看不
懂”的人们赶紧拿出《读书》发行量下降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记得90年代中期，王小波曾
写过一篇《弱势群体与艺术家》的杂文，对那些使用“看不懂”的名义来批评艺术家的方
式很不认同，从中自然可以看出王小波的精英立场，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市场和消
费的逻辑就是一种正当的逻辑呢？

　　当然，对于《读书》的“看不懂”，似乎还可以找出更“学理化”的理由，90年代以
来伴随着知识学院化、知识理论化，《读书》上的文章不再是随笔或散文，而是具有规范
性的使用很多“黑话”的论文，正如那些熟悉印象式批评的人，就是看不懂使用理论进行
解读的文章，固然理论确实产生了一些行话，以致于必须读很多难读的书才能学会和掌握
，但是不能不说理论的产生也恰恰在于对于现实，对于经验，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思，恰恰
因为一些语言充满了陷阱和常识性偏见，所以才要用新的语言来描述，其实那些似乎使用
了经验，使用了自己体验来阅读作品的人，所使用的“内容”、“主题”、“人物”等等
概念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曾经让人陌生的语言，只是这些似乎自明的语言已经
内化了，仿佛“透明”了。

　　细说起来，《读书》就真的是“看不懂”吗？也许一些社会学、经济学的文章让那些
学文学的人“看不懂”，但是平心而论，这种所谓“专业”论文已经比放在图书馆里的学
报或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通俗很多，讨论的问题也大多是公共话题，这恰恰是《读书》与那
些专业刊物最大的不同，其实，大家都明白，不是“看不懂”而是不想看懂，或者说，“
看不懂”恰恰比谁看得都明白，君不见，质疑《读书》的第二理由是，《读书》作为新左
派的机关刊物，如果“看不懂”，又怎么会知道文章的倾向性呢？从这个角度上说，“看
不懂”是假话，连文章背后的政治倾向都看得真真切切。而有趣的问题却在于，“新左派
”恰恰是其对手所构造出来的称呼自己的对手的名称，而《读书》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
里的“看不懂”就不仅仅是看不明白了，而是根本就不愿意看，凡是敌人的都是错误的，
哈哈，多么熟悉的逻辑啊！（那些质疑者可以举出某某人的文章再也不出现在《读书》上
了，可究竟是编辑不给发，还是某某人根本就不给《读书》投稿呢？）

　　有许多人在怀念80年代的《读书》，就象怀念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占据社会中心一样
，可能历史的吊诡恰恰在于，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占据话语中心，而真正成为社会主流的恰
恰是科技知识分子，而如果说90年代思想界的分化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分化的结果，那么所
谓构造一个80年代的完美图景，就只能是一厢情原的想象性怀旧了。

让中国变成资本的精神黑洞

这是中国的命运
也是我的意愿

揩被头累死脱==

je suis ton cauchemar

only in your day dream
wakaka

tu rêves
pas moi

这第二楼姓赵的相当滑稽，自己都从订阅转到不订阅，用实际行动投了票，却来唧唧歪歪。

还有孔庆东更滑稽的哩，说这次是为了迎奥运清场子，都没好意思贴他的

孔庆东是贵校一大宝——宝货

中文系人都那样